曲阳的雕刻艺术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雕刻技艺在曲阳这片土地上衍延相传，在佛教造像、宫殿陵寝，乃至新中国大型纪念工程等诸多领域，服务于时代的需求，同时引领时代艺术、技术之发展。
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全面展示了曲阳石雕不同历史时期的气象风貌，系统反映了曲阳石雕的古今传承、工艺技法和艺术创新。展览遴选了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曲阳石雕遗珍48件（套），其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出土于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王处直墓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无疑最受瞩目。
王处直为唐末五代时期人，为当时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他的墓葬形制、装饰保存了晚唐墓葬传统，其甬道、前后室用18块汉白玉石浮雕出了武士、生肖、散乐等几组雕刻装饰墙壁，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件石雕中的武士脚踏麋鹿，头顶青龙，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怒目生威，栩栩如生。还有一件石雕作品武士肩立凤鸟、脚踩卧牛，和此件是一对，现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古代中国”展厅。
同样出土于王处直墓且成对展出的还有“彩绘浮雕散乐图”“彩绘浮雕奉侍图”。散乐图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图中共有15位人物，右方领队的女子身穿男装，头戴幞头，为乐队的指挥，其身边的两位舞者正在表演舞蹈。12名乐伎头梳高髻、簪珠花，身穿窄袖襦衫、抹胸，肩挎披帛，长裙曳地，分别手持笙、箜篌、方响、筝、琵琶、筚篥、横笛、拍板、座鼓等乐器。奉侍图则描绘了一支由14人组成的队伍。画中的侍女们长裙坠地，动感飘逸，分为三队排列，有的举着障扇，有的手持执壶、托盏、拂尘等各式生活用具，生动地表现了五代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副研究馆员石娲表示：“这对浮雕中的人物面容饱满，神情专注，姿势各异，富有韵律感，真实再现了唐末五代时期乐舞活动的场面，也反映了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雕刻工艺。”
佛造像是曲阳石雕的重要题材，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定州博物馆藏“供养菩萨立像”为北齐时期的作品，“该尊造像呈现的曲线美开启了隋唐造像‘一波三折’身体造型的先河，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佛教造像中罕见的艺术珍品。”石娲说。
河北博物院所藏“胁侍菩萨立像”是唐代曲阳石雕的杰作。这件作品虽为残像，但仍旧难掩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高超的美学境界。菩萨身材修长，颈佩三层项圈，帔帛至左胸挽结。下身着长裙，衣褶层叠，裙上挂满精美华丽的璎珞。跣足立于仰莲台上，丰满圆润，体态婀娜。其脖颈上的蚕节纹，上身华丽的项圈、璎珞和帛带，富丽而贴体的长裙，给人一种雍容华贵、潇洒飘逸的感觉，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为曲阳石雕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创作重心开始偏重宫殿、陵园等建筑领域。故宫断虹桥、清西陵丹陛石、卢沟桥石栏柱头石狮等均为曲阳石匠雕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为代表的当代建筑，也深深镌刻着曲阳工匠的印记。
本次展览还展出91件当代曲阳匠人与时俱进、独具巧思的优秀石雕作品，包括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刘同保、刘红立、和海龙、王芳尔等名家的作品。甄彦苍的《博弈》将两位老者的对弈刻画得生动细腻；刘同保的《我为妈妈擦擦汗》衣褶流畅、眼神顾盼，赞颂了真挚的母女情；刘红立的《张飞》展现了一代名将的威武豪气……
曲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中的现当代作品均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代表着曲阳石雕的最高水平。希望大家借由此次展览能更进一步了解曲阳石雕以及雕刻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我还以为是玉雕，真是难以置信！”“和德化瓷一样的精细！”在展览现场，观众对现当代曲阳石雕作品连连称赞。据石娲介绍，随着曲阳雕刻材质从大理石、玉石到木质、象牙、青铜、不锈钢等的扩展，其雕刻技艺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圆雕、透雕、镂雕、浮雕等造型门类，技法不一而足。雕刻的题材也相当广泛，既有传统的仿古建筑饰品，又有现代人物雕像；既有园林雕塑，又有家庭装饰；既有飞禽走兽，又有游鱼花卉；既有上百米的巨作，又有长不盈寸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