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进山啦（国画） 210×360厘米 2019年 蔡超 边涛 李鸿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回顾这十年中国美术的发展，广大美术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思想认识到艺术追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热情饱满的精神面貌创作了一批凝聚艺术智慧、体现时代高度的美术佳作。而主题创作意识的回归，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新的热潮，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最大亮点。
还原史诗图景 记录时代现场
在各类主题创作项目工程的引领推动下，老中青几代美术家奋勇争先，既传承弘扬新中国成立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优秀传统，更致力于新时代主题性美术的开拓创新，在研究规律、构思立意、形式探索上形成新认识、瞄准新高度、追求新意境。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从“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到“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广大美术工作者致力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以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时代佳作为使命，真切感受时代前进的脉动，体现了强烈的担当意识，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生活热度的丹青巨制与视觉巨构。
作为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艺术工程，从2018年启动到2021年收官的“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规格最高、选题规模最大、参与创作人数最多的主题美术创作工程，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准和艺术风貌。以此次创作工程的作品和各地近年来创作的部分党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美术作品为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了近180件不同门类的美术作品，与矗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以《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为题的五大主题雕塑创作相映生辉，从“写形”“写真”到“传神”“铸魂”，讴歌了党的光辉功业和伟大成就，刻画了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上的精神风貌，以可视可感的美术方式再现了党的伟大精神图谱。
除了通过还原历史的厚度和细节的深度来展现历史事件、人物形象，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共克时艰、回应时代关切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面对新冠疫情，艺术作为情感形象表达的载体，以其对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支撑作用而愈发显现出重要价值。而在近年来涌现出的表现脱贫攻坚主题的美术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诸多优秀作品以人物群像展现各地脱贫案例的具体场景，如张见、齐鸣、李玉旺、李朋帮、李丹、管海龙的中国画作品《助梦》选取了四川大凉山火普村表彰脱贫示范户的场面，以传统工笔画的语言为彝族同胞群体写真，从一个局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彝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代画卷；王奋英的中国画作品《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以工写结合的墨色表现、暖意融融的画面氛围，呈现了基层扶贫工作者与村民们凝心聚力、落实精准扶贫识别的情景；郭健濂等创作的油画作品《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展现了互联网时代电商经济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将其视为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史诗图景与时代现场。如何以视觉的语言展现社会变迁，以小见大、求真重艺，创作出既可信、可亲、可感，又具温度、力度、深度，既能触动人心，又禁得住推敲的艺术佳作，成为中国美术家新的创作课题。
而在美术展览之外，美术的跨媒介、综合媒体表达，也成为近年来中国美术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景观，比如在2021年“七一”前夕于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美术里的中国》《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诗画中国》等，“这些现象级的节目将史实线索与美术表达相叠合、交融，家国叙事与美术解读同时出场，丰富拓展了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及其欣赏解读的内涵与外延，为新时代社会美育和美术的大众传播开拓了新的领域。”于洋说。
叙事多元化是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体现
当代美术家面对的时代主题、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都发生着巨大变化。面对新时代人们对文艺产品需求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多变与个性化新特征，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和国际传播的新需求，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美术创研单位，都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
对主题性绘画而言，画面承载的题材内容需要通过人物造型、情节设计、构图布局等因素表现，当创作者对同一选题存在不同的理解时，便会产生对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主题表达，这就决定了主题性美术创作多元化的叙事特征。
从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着手，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陈明总结出越来越多元化的叙事模式。比如，宏大叙事更加注重历史图像现实感和精神性，让人物形象更加贴近于当代人的情感审美，《共和国的将帅们》中的人物形象充满生活化的气质。《启航——中共一大会议》画面构图也非常自然，将领袖人物安置在画面偏中，回头眺望的身姿突出人物重要性，乌云、曙光，还有启航的红船则带有象征意味。再比如，在个体叙事模式下，图像选择则更加取决于个人经验，《长征途中的贺龙和任弼时》这件作品，即描述了日常化的画面，完全抛开了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束缚，通过不被人注意的场景暗示红军长征的艰苦和将领们举重若轻的大无畏精神，表现战争硝烟散去的那个时刻。
陈明认为，因为历史观念和观察角度的变化，导致两种叙事模式下的图像选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下艺术语言、风格形态、题材内容以及观看策略的变迁。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叙事模式的多元并存体现出当代文化的审美趋向。近十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尽管宏大叙事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个体经验式的叙事模式已经相当普遍且越来越有影响。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也表示，艺术家并不是完成指令性命题创作，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也不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再现描绘上，这表明艺术家在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叙事时可以自由择取，这是艺术家创作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一种表现。
这种自主性还表现在创作手法上，譬如有的作品是再现性的，但其中的场景或人物形象是虚构的；也有一些具有新具象绘画特点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即局部的人物形象是具象的，但整个空间的描绘则具有虚拟性。如封治国的作品《巨眼——纪念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展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启功等为代表的书画鉴定小组。邬大勇的《我的英雄》表现了五六十年代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形象，这些作品看似写实，但场景都具有一种虚拟性。尤其是《我的英雄》中将科学家的形象设置在书架前，通过书架中展示的对“两弹一星”相关图像的收集，来呈现作者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这样的作品显然比那种在具体环境中去再现某个人物形象更有想象性，主题意涵也更加丰富。而殷雄的《岁月流金——夏衍和同行者》、何军的《树大根深——狮子林与贝聿铭》等作品对超时空背景的运用，则呈现了当代视觉文化的观看方式。
实际上，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新与突破，既可以指叙事模式、创作手法的多元化与自主化，也可以寻求与地缘文化的结合，还要充分调动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调整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观众的审美为导向，同时做好正确引导。
“人民性”依然是最鲜亮的底色
毫无疑问，主题性创作最主要的功用就在于它高扬现实主义理想和艺术精神，关注这个时代、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精神需求。从近十年推出的一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包括全国美展在内的大型艺术展览来看，人民性依然是当代主题美术创作最鲜亮的底色。
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艺术创作视野的下沉，无论是国画、油画、雕塑还是其他艺术门类，无论是获奖作品还是入选作品，表现百姓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彰显出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表达民众情感的价值取向。这说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美术工作者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此外，无论是艺术家纷纷致力于中国式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还是跨媒介特征愈发凸显，抑或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空间，参与艺术乡建或城市形象再造，从中都可以窥见，艺术服务大众的品格与人民性特征在艺术的创新性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凸显。
那么，在“人民性”观念映照下，如何理解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问题？作为长期致力于以现实主义精神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人物画家，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尤为关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在他看来，由无数个最普通的人组合成了“人民”的概念，他们不同的精神风貌与个性禀赋恰恰体现出人民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无论是历史的宏大叙事还是关注现实中的普通人，都是有意义的。一个是群体的人民，一个是放大了的个体的人民，都是组成丰富的‘人民’的概念和内涵的代表。艺术家不论采用何种艺术形式或手段，所传达出来的都是人、人民、民族的精神状态。而精神图谱不仅是一件作品，还应该是一连串的人物形象，是一幅作品接着一幅作品串联起来的五千年中华民族形象的精神性变化。”
当前，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倾向性问题：程式化、概念化、说教化及过于宣传化。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冯远认为，艺术创作者“艺术地言说主题”的能力和本领不够、不强，应当是主要原因。冯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思想精深’是要艺术家们赋予主题深度，包括高度、广度、温度、锐度等；‘艺术精湛’，是让我们创造更好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来丰富延展主题的深度。离开了这两点，作品很有可能流于简单图解化。更要防止生编硬造、人物形象概念化、方法形式单一化、制作技巧生涩怪异化。务必要警惕某种艺术创作思维定式的影响，这种定式往往让我们在赶任务过程中忽略很多东西，从而影响了优秀作品的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达到三者合一必是精品，在现实中确实有难度、也容易顾此失彼，但这不能成为放弃努力的理由。”
面对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鼓励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加入其中，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成功，也离不开机制创新与组织实施。在重大主题性创作活动启动的同时，同步让理论家介入，与艺术家共同形成创作组，在确定主题、选择内容和题材、寻找细小切入点时展开充分讨论，如当代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在艺术语言与表现手法上，可以有哪些突破，如何突破？身处这样的技术时代，装置、新媒体、数字艺术等可否作为主题性创作的呈现方式？科技感、未来感如何体现在反映大国重器、重大科技创新的题材与内容中？如此，既可以提升创作活动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中，将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引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徐涟说。
